被拐24年自述:被转手多次 醒来时已被卖到福建山村

2018-09-15   作者:   来源:

原标题:被拐24年自述:坐了几天绿皮火车,被转手多次,醒来时已被卖到福建山村 记者/金贻龙 邓慧元 吴玉龙与亲生父母的合影 失踪的孩子 “玉龙不见了。” 1993年4月的一天下午,四川省古蔺县石硪乡黄英村(后更名为皇华镇大坝村),农民吴世禄正弯着腰,

原标题:被拐24年自述:坐了几天绿皮火车,被转手多次,醒来时已被卖到福建山村

记者/金贻龙 邓慧元

被拐24年自述:被转手多次 醒来时已被卖到福建山村

吴玉龙与亲生父母的合影

失踪的孩子

“玉龙不见了。”

1993年4月的一天下午,四川省古蔺县石硪乡黄英村(后更名为皇华镇大坝村),农民吴世禄正弯着腰,在田里插秧。田埂上一声吆喝传来,“老吴,家里来客人咯。”他放下锄具,赶到家中一看,是儿子养父陈加强的五弟。

“你儿子不见了,走丢了,新优平台,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。”说这话时,陈家五弟翘着二郎腿,手里杵着一根长长的打狗棍。

“啥时候丢的?”

“昨天,不对,前天,哦,也不对,好像一个礼拜了吧。”

吴世禄的妻子站在旁边,当场就急了:“人都丢了,你还楞着干嘛?快去找人啊!”但陈家五弟两眼望着天花板,“已经出省了,别找了,没用的。”

吴家与陈家“结缘”,要从一段送养的往事说起。

1989年,随着“哇”的一声,吴玉龙降生了,对于已经有八个孩子的吴家来说,新生意味着灾难。在那个“超生”被严厉打击的年代,吴家的“老八”出生时被罚款了1700元。

看着儿子水嫩水嫩的皮肤,吴世禄觉得可爱极了,但家里只种了三亩地,穿衣吃饭都成问题,几个孩子的上学钱都是亲戚帮衬的。拿不出钱来交罚款,他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:通过中间人把吴玉龙送养给陈加强一家。

陈加强一家住在石硪街上,妻子是镇上仅有的两名医生之一,长女两岁时病逝,二女儿刚五个月大,体弱多病,需要个儿子来冲喜。除了这些,吴世禄夫妇对陈家的了解并不多。送养时,两个家庭甚至没有立下字据。靠种地为生的吴世禄夫妇只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心愿:“希望这家人把儿子抚养成人就行。”

吴玉龙是在出生第40天送养到陈家的。不久,养父母给他改了姓,叫陈玉龙。虽然无法见证儿子的成长,但吴世禄有时上街赶集经过陈家,他会看到儿子在屋前玩泥巴,吴世禄也不打扰,隔着马路,偷偷看两眼就走。田里的稻谷熟了,他也背上三四百斤送到陈家,这些大米基本能够满足陈家五口一年的口粮。

1990年,陈家生了个儿子,从那以后,养父陈加强的脾气大增,经常将气撒在吴玉龙身上。“有一次,他打了玉龙一棍子,还当着外人的面说玉龙不是他儿子。”养母李义芳在给吴玉龙的四姐吴丽萍的短信中写道。

后来,李义芳也将吴玉龙的失踪“归罪”到了丈夫陈加强身上,她回忆称,事前就有人贩子联系过陈加强,劝说他将吴玉龙交给他卖到广东,并承诺事成后给予2000元。

对此,养母李义芳强烈反对过,“你把人卖了,怎么向吴家交代?”但反对也无济于事,换来的是丈夫的一阵毒打。

吴玉龙被拐的半年前,陈加强专程去吴家踩点。“大姐嫁在哪里?二姐在啥单位上班?三姐多久回一趟家······”当年,吴世禄的四女儿吴丽萍才15岁,她清晰记得,从不来登门的陈加强那一次将她们的家务事打听了个遍。

“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猫腻,我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,我爸妈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。”吴丽萍回忆说。

这场拐卖终究还是发生了。

在吴玉龙的记忆里,1993年,养父说要带他去一个叔叔家玩,但出门后,养父却背着他走了几天的山路,然后将他交给两个中年男子,自那以后,吴玉龙再没有见过陈家养父。

在四川古蔺县公安局做笔录时,吴玉龙说:“交给这两个中年男子后,我还坐了几天绿皮火车,因车厢拥挤,我躲在座椅下面。下火车后,不知被转手了多少次,才来到一个院子里。在那里,聚集着许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,有的光着头,有的扎着鞭子,有的嚎啕大哭,后来又被几个男子锁在院子里,不让出去,吃饭由一位老奶奶端进去。”

被拐24年自述:被转手多次 醒来时已被卖到福建山村

吴玉龙在四川的故乡

“拐卖江湖”

在吴玉龙被拐卖的1993年,失踪人口的信息通报机制还未见雏形,警方的天眼监控不像今天这样遍布大街小巷,DNA亲缘鉴定技术的权限也没有下放到区县级。寻亲,更像是吴家单独的旅程,漫长,不知终点。

儿子被拐后,生父吴世禄在石硪乡治安室报了案,值班民警在登记簿上记录了吴玉龙的基本信息,并让吴世禄回家等消息,“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。”

四月的四川盆地,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,古蔺县位于盆地南缘,时值农忙,人们正忙着收油菜、割小麦,失去儿子的吴世禄却跟丢了魂似的,一天也待不住。

一周后,治安室还是没有消息,吴世禄又找到石宝镇派出所,新优平台,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后,对方才答应给他开一张证明信。他没出过远门,寻子心切,证明信更像是他的通行证。“带上它,不管到了哪里,沿线的派出所都会配合你。”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。

踏上寻亲之旅,吴世禄兜里揣了三四百块钱,李义芳给他指了几个拐卖人口集中的地点。出发后,他时常守在通往贵阳的公路上,客运大巴的鸣笛声响起,他远远地挥手,示意要上车找儿子,逢人就掏出吴玉龙的照片问:“看到这个小孩了吗?他穿着·······”

那段时间,为了省钱,吴世禄每天要步行50多公里,中午吃几个包子,当地人看他不容易,晚上便留他过夜。两个多月下来,手上的钱花完了,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。

四个月后,吴世禄年仅15岁的女儿吴丽萍决定退学。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,她接过了寻找弟弟的重任。

贵阳是西南五省市的交通枢纽,许多古蔺县人出省都要从贵阳中转,吴丽萍选择到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打工,每月50块钱工资,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深入“拐卖江湖”。

在招呼客人、收拾碗筷时,她默默观察客人,偶尔也与客人搭话。时间长了,她发现,人贩子多为一男一女,为了交手方便,他们常常假扮成夫妻,对外的口径也很统一:“这是我们的亲生孩子,但计划生育太严,不敢带回家,是在外面偷生的,想找个人家送,给点路费就行。”

与这些人混熟之后,他们也吐露出一些“道”上的事,吴丽萍一连打听了30多个线人,但大多数一听她要找丢失的弟弟,大都含糊其辞或冷眼相待。

吴丽萍还专程跑到潮汕地区的人口拐卖窝点实地暗访,路遇一些操着古蔺口音的老乡,她就掏出弟弟的照片,让对方识别辨认和提供线索,并请求当地派出所帮助。

从1994年到2011年间,吴丽萍将搜寻范围从贵阳扩展到浙江、福建、江苏、上海、安徽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市,十几个春节都在异乡度过。通常的情况是,在一个地方干几个月后,攒下几千块钱就辞职,一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寻找弟弟的路费上。在餐厅端过盘子,也在流水线上做过裁缝,还开过出租车。“出租车司机这活儿比较自由,有了钱就去找弟弟,回来再继续上班”,吴丽萍说。

2010年,公安部的“打拐”数据库建立起来,吴世禄坚信,“找到儿子有希望。”他像上了发条,每隔十天半月,就拿着资料跑到古蔺县公安局,询问办案进展,但始终没能有更大的进展。

吴丽萍也紧紧盯着案子,手上一有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和证据,就向警方提供。很长一段时间,在古蔺县公安局每日进出登记名单上,她的名字占了一页多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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